TL;DR：
中国AI初创公司Manus在创始人肖弘的“超激进”战略下，总部迁至新加坡以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并吸引全球资本，同时面临裁员与大厂围剿的挑战。这场豪赌揭示了AI应用层创业者在资本、监管与技术壁垒间的生存法则，也预示着全球AI版图的重塑。
一个人的胃口或许能被故乡的热干面永久拴住，但一家科技公司的前途，却终将屈服于全球资本的引力与地缘政治的无形之手。这便是Manus及其创始人肖弘的最新写照：一场从武汉到新加坡的“超激进”迁徙，看似洒脱，实则步步为营，充满了数字时代的无奈与精明。曾几何时，那位在武汉的码农堆中“隐身”的肖弘，以其不疾不徐的创业节奏，与北上广深的同行们形成鲜明对比。他钟情于在“超级平台”的生态中“借力”生长，从微信公众号助手到瞄准海外市场的浏览器插件Monica，其商业嗅觉始终敏锐，却鲜少以技术原力示人。然而，当硅谷的资本带着_7500万美元_的巨额注资和高达_5亿美元_的估值翩然而至时，这份“恋恋不舍”便不得不让位于更为宏大的叙事——一场全球化生存的豪赌。
地缘政治的引力与资本的斡旋
这场激进的跳跃并非心血来潮。早在2022年前后，当肖弘为Monica寻求海外投资时，就有风投基金直言不讳：不做“北漂”尚可理解，若要拓展海外市场，搬离中国本土方是第一步，尤其当“美国资本”成为其发展的燃料库时。彼时，这位坚守武汉的创始人或许还未完全领会其深意。然而，现实的冷峻教育来得比预期更快。在Manus于今年3月因通用Agent模型爆火仅四个月后，硅谷风投Benchmark的领投固然是及时雨，但随之而来的，却是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日趋收紧的投资管制，即所谓的“反向CFIUS”（Reverse CFIUS）调查。这股监管寒流，无疑是促使Manus总部在6月迅速迁往新加坡的直接推手12。
新加坡，这个亚洲的金融枢纽，以其中立的地理位置、开放的营商环境以及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，成为了中国科技企业寻求“出海”的理想“跳板”。Manus此举，并非简单的“全球化”，更是一次精妙的_监管套利_与_资本保全_。通过在新加坡设立总部，Manus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美国对中国敏感技术投资的审查，同时保持与中国大陆技术人才的联系，从而更顺畅地融入国际市场，确保后续融资的畅通。然而，这种折中也并非没有代价。在新加坡，Manus开出了每月_8000至16000美元_的人工智能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薪资，但这在当地经验丰富的工程师眼中，却显得“诱惑力不足”1。与此同时，国内团队的裁撤（原有120人中仅40余核心技术人员迁往新加坡）32，更是将这场战略调整的残酷性展露无遗。从“武汉留恋者”到“超级激进的全球化布道者”，肖弘的转变，是商业求生本能在地缘政治棋局中的无奈写照。
“借力”的艺术与技术护城河之问
肖弘的创业生涯，是一部关于“借力”的艺术。无论是早期基于微信生态的“壹伴助手”和“微伴助手”4，还是在ChatGPT浪潮中，通过购入现有AI插件并将其升级为Monica1，他总能敏锐地捕捉到“超级平台”或“风口技术”的潮汐，并巧妙地在其上构建自己的商业模式。Manus的通用Agent产品亦是如此，它整合了GPT-4o、Claude 3.5等主流大模型的功能，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AI辅助办公体验。这种策略让Manus在海外市场迅速积累了_超过1千万_的用户1，实现了爆发式增长。
然而，这种“通用Agent”的模式，也引发了外界对其技术护城河的质疑。当Manus的核心价值在于对底层大模型的集成与调度时，其在垂直场景上的表现便极大受制于所调用的模型。这使得Manus面临着两线作战的严峻挑战。在海外，OpenAI等底层大模型巨头也在加速推出自己的Agent产品，譬如其自研的具备推理能力的Agent，直接形成了对Manus的竞争。在国内，字节跳动等大厂也快速跟进，开源了类似Deep Research的项目，具备多轮对话和任务执行能力，甚至能生成播客和PPT1。这些巨头不仅拥有雄厚的资本和人才，更有底层技术优势和庞大的用户基础，它们在应用层的探索，无疑是对Manus的“围堵”。
对于Manus而言，在“烧钱”速度上与OpenAI这样的巨头抗衡，是天方夜谭；而要证明其技术护城河，肖弘需要拿出比“更好地集成”更有力的答案。黄仁勋那句“Basically nothing”——任何事情都有可能——或许是肖弘面对通用Agent争议时的内心独白。这不仅仅是对AI市场的信念，更是这位擅长“借力”的创业者在逆风中寻找新增长曲线的决心。毕竟，在这场AI军备竞赛中，没有人愿意成为手持长矛的骑兵。 Manus的激进一跃，不仅是一次公司的战略转型，更是全球AI应用层创业者如何在全球资本、地缘政治与技术竞争的复杂三角中求生、求变、求胜的缩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