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时代的地缘经济：AI、通用技术与大国崛起的深层逻辑

TL;DR：

全球AI竞争已成为重塑国际权力格局的关键变量，科技革命通过通用技术（GPT）引发经济范式跃迁，进而驱动大国崛起。在智能经济时代，赢得AI主导权不仅关乎技术领先，更在于构建适应新范式的产业生态与基础设施，深刻影响国家主权与全球地缘政治秩序。

科技革命：大国崛起的历史回响

回溯历史长河，每一次全球大国的崛起无不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紧密相连。从英国学者约翰·德斯蒙德·贝尔纳对“全球科学中心转移”的首次系统性提出，到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通过定量分析揭示的“汤浅现象”周期律——即全球科学中心按照“意大利—英国—法国—德国—美国”的顺序依次转移，周期约80年¹——都清晰地勾勒出科技力量在大国兴衰中的先导作用。正如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·肯尼迪所强调，大国崛起的路径遵循着“科技创新—国内标准国际化—提供区域和国际公共产品—主导国际舆论”的递进逻辑¹。这表明，科技中心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经济、政治、文化乃至军事中心的先行指标，是国家力量积蓄与爆发的第一步。

通用技术：经济范式跃迁的引爆点

然而，科技革命并非必然催生产业革命。古老文明虽拥有诸多伟大发明，却未能自发进入工业时代；近代首个科技中心意大利亦未能率先掀起产业革命¹。这揭示了科技与产业之间存在的“鸿沟”，需要一次“惊险一跃”——即通过商业化、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，将技术转化为驱动社会生产力跨越式提升的经济范式。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·库恩在《科学革命的结构》中指出，科学发展并非线性累积，而是通过一系列“范式转换”实现¹。这一转换不仅关乎技术本身，更涉及生产设备、能源动力、基础设施、人口结构乃至社会规则等系统性重构。

在这场宏大的范式转换中，通用技术（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, GPTs）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由斯坦福大学的蒂莫西·F·布雷斯纳汉和特拉维夫大学的曼努埃尔·特拉伊滕贝格于1992年首次提出的GPT概念，具备普遍适用性、创新互补性及技术动力性三大特征¹。蒸汽机、内燃机、电气化技术以及计算机和互联网，都曾作为GPT引领了各自时代的产业革命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整体跃迁。它们的广泛应用与扩散，不仅重塑了产业结构，也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，成为理解大国经济崛起逻辑的关键变量。

技术主权：地缘政治新棋局的核心筹码

科技和经济的进步必然引发国际权力格局的再分配。这一进程可以从“新范式的中心崛起与外围扩散”及“技术主权与技术民族主义”两个层面进行解读。

一方面，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，天然地推动了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。一个国家能否抓住GPT带来的社会经济范式转换机遇，并积极建设与之匹配的基础设施，是其能否实现大国崛起的关键¹。例如，航海和港口曾助力英国、荷兰崛起；铁路和电报电信为美国腾飞奠定了基础；而高铁、汽车、互联网则推动了二战后亚洲经济体的崛起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心国家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，也通过技术溢出和产业转移，带动外围国家共同成长，形成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。然而，正如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·吉尔平所言，当崛起大国的经济增长率趋缓，其技术和组织技能的扩散将削弱其竞争优势，为新兴国家提供了后发优势，进而推动国际权力体系的更迭¹。

另一方面，技术主权已成为现代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国际政治中，权力工具不仅包括经济与军事实力，还延伸至对关键技术的控制。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往往不对称，各国力求发展非对称性相互依赖以最大化自主权和影响力¹。当今世界，若关键技术受制于人，将导致在经济、政治、军事乃至外交等领域形成对他国的非对称性依赖，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和国际战略的自主性。例如，俄罗斯在技术生态系统上对美中的依赖，以及一些非洲国家面临的“技术殖民”风险，都警示着技术自主性的核心地位¹。拥有核心技术，掌握技术发展的主导权，是维护国家利益、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石。

AI时代：竞逐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战略高地

当前，全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国际经济体系呈现出支离破碎的态势，重商主义倾向日益显著。在这样一个多元科技中心、多元经济中心的复杂格局中，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全面展开¹。与前几轮革命不同，本轮科技革命最显著的特征是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，其核心在于以人工智能（AI）为代表的新兴科技，驱动产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和生产力的跨越式提升。

AI，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模型，正被视为引领本轮革命的“通用技术”²。与第三次产业革命（如个人电脑、互联网）相比，第四次产业革命呈现出更为显著的新特点：

• 新技术的集群化突破： 不仅是单一技术的进步，更是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量子计算、清洁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的协同突破，共同构建了全新的生产力体系。智能制造、绿色能源、数字经济等新兴业态应运而生¹。
• 产业生态的塑造成为经济竞争的关键： 本轮革命强调技术系统间的协同发展和上下游产业链的生态化重构。以新能源汽车为例，智能化与电动化的深度融合，不仅革新了汽车制造，更重塑了能源、材料、软件等多个领域的协同生态¹。
• 产业部门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： 随着大模型等技术范式的成熟，拥有海量数据和算力资源的产业界，已逐渐超越学术界，成为推动AI技术发展的主导力量。科技公司不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推动者，它们已然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的“一极”³。

这种前所未有的融合速度与深度，使得全球AI竞争不仅是一场技术层面的军备竞赛，更是一场围绕新型经济范式、基础设施建设和全球地缘政治体系的综合性竞争²。各国都在努力抢占AI高地，以期在智能经济时代获得战略优势，这无疑加剧了大国间的战略竞争，对国际格局和秩序构成了重大挑战⁴。

未来的展望与挑战：构建韧性与协作的全球智能生态

AI作为新一代通用技术，其普及与应用正在引发前所未有的经济重构和社会转型。未来3-5年，我们预计AI将进一步渗透到各行各业，从根本上改变企业运营模式和消费者互动方式。智能体（AI Agent）的兴起将加速自动化与人机协作的深度融合，模糊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边界，催生出更多_虚实融合_与_实智融合_的创新应用。

然而，AI的飞速发展也伴随着深刻的伦理挑战和治理难题，如算法偏见、隐私保护、就业结构冲击以及技术异化风险⁴。如何在鼓励技术创新的同时，引导AI朝“善治”方向发展，确保其为人类文明的福祉服务，而非成为加剧不平等或冲突的工具，将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考题。

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竞争和技术依存关系，构建一个既强调国家韧性与技术主权，又鼓励全球协作与开放创新的智能生态系统，显得尤为关键。单边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可能在短期内提供保护，但长期来看，开放的技术标准、全球数据治理框架以及跨国研发合作，才是实现AI普惠价值、共同应对人类挑战的更优路径。未来的大国崛起，不仅取决于其在AI核心技术上的突破，更取决于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一个公正、包容、可持续的智能生态，引领人类文明迈向更深远的未来。

引用

• AI竞争
• 大国崛起
• 通用技术
• 地缘政治
• 科技主权
• 产业生态